千里马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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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空有篇章传海内，更无亲族在朝中。”
晚唐诗人杜荀鹤出身寒微，虽在45岁时中了进士，却也未被授予官职。报国无门，杜荀鹤遂发出这般感慨。可见，当时的平民想要顺利入仕，绝非易事。
的确如此，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所见930位进士中，出自公卿与郡望之家者高达71%；另有出身于门第不高的士族小姓者占13.1%；至于寒门进士，却只有15.9%。这显然与宋朝的差距有些大：于《宋史》列传所载1533人中所见，平民入仕者高达55.12%，甚至有不少人得以出将入相。
众所周知，科举考试成于隋唐时期。既然唐代已出现了科举考试，那为何直到两宋之际，平民入仕才更加容易呢？
上图_ 古代科举 示意图
一、有唐一代的行卷之风
相对宋朝科举制而言，唐代科举考试的一个鲜明特点，是它的评选结果深受行卷风气的影响。
什么是行卷？
南宋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中有记载：“唐之举人，先藉当世显人，以姓名达之主司，然后以所业投献，逾数日又投，谓之温卷。”
简而言之，在参与科举考试前，举子会将自己的得意之作精心装裱后，呈现给当时的达官显贵、地方大员或“文坛大佬”，而后静待其回复；若有消息，自是皆大欢喜；若无消息，举子还要再投一次用以提醒，谓之“温卷”。
上图_ 《容斋随笔》是古代文言笔记小说，宋朝洪迈撰
这些被行卷的人千里马配资，有一个共同特点：他们能直接或间接联系到主考官。南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中记载：“唐世科举之柄，专付之主司，仍不糊名。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。”既然唐朝初期的科举考试不糊名，那么哪一张考卷对应哪一位学生，主考官一目了然。举子行卷，便相当做“附加题”，只要他们在这方面表现更好，就会更容易取得高分，进而高中进士。
这么做的初衷，其实是好的。考试结果虽被“专付主司”，但仅凭主考官一人之力，又哪能面面俱到？从这方面看，举子提前行卷，不仅能刷一刷“存在感”，还能给主考官减轻一部分压力。
上图_ 白居易（772年－846年），字乐天，唐代三大诗人之一
更为重要的是，恰恰是因为身份信息的公开，主考官也会担心：自己主持的评选结果或许会因为不够公允而遭至非议。须知，以一次考试定取舍，难免会出现优秀者落第而平庸者入选的情况。为了尽量避免这种可能，主考官一般会通过行卷事先了解部分“种子选手”的才学、名声；然后，再综合这些情况，给出最终结果。
所以对举子而言，无疑是一条通往仕途之路的“捷径”。怪不得，许多为后世所熟知的大诗人，如李白、王维、白居易等人，皆有过行卷经历。只是，这种做法虽有一定好处，却犯了与两汉察举制、魏晋九品中正制一样的错，那就是忽略了考场外的人情世故。
上图_ 九品中正制，又称九品官人法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
二、考场外的人情世故
谁能保证，举子的行卷，就一定是他本人所写？找“枪手”代笔不行吗？
曾官至宰相的晚唐名臣卢钧，也曾收到过举子行卷；可讽刺的是，被举子言之凿凿称为“原创”的行卷，恰好正是卢钧旧作。如此“大型翻车”现场，犹如“李鬼撞见了李逵”，令人忍俊不禁。直到被拆穿后，这位举子才悻悻道出自己花钱买文章的行为。
谁又能保证，唐代科举考试的历届主考官，都能客观、公正地看待这些考卷？大家都是同朝为官，给自己好友、同盟或上司家的后辈开个“方便之门”，难道不行吗？
据《资治通鉴·唐纪二十三》记载：“国忠子暄举明经，学业荒陋，不及格。礼部侍郎达奚珣畏国忠权势……遂置暄上第。”
上图_ 唐朝官员
杨国忠弄权，朝野上下无不忌惮，时为主考官的达奚珣碍于国忠之势，不得不将其长子杨暄列为第一等。难怪，太子校书郎王泠然此前曾愤然道：“今之得举者，不以亲则以势，不以贿则以交。”
由此观之，举子能否高中进士的关键，已不在其个人才学，而在考场外的人情世故。有权、有势、有钱的公卿郡望之家千里马配资，业已通过行卷之风垄断了一部分的进士名额。在此情形之下，长袖善舞且拥有更为广阔人脉、物力资源的世族子弟，不仅没有钱财上的困扰，也更加擅长通过行卷过程中的“潜规则”，以期成功入仕。
上图_ 唐朝的文人
三、宋朝科举制的相对公平
唐代举子预投行卷，也被称为“公卷”。有意思的是，公卷制度也曾流行于北宋初年，但很快就被废除了。南宋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·卷一百三十三》中记载：“（庆历元年）八月丁亥……罢天下举人纳公卷。初权知开封府贾昌朝言：‘唐以来，礼部才名誉，观素望，故预投公卷，今有弥封、誊录，一切考诸试篇，则公卷为可罢。’诏从之。”
北宋初年，为保证科举考试的相对公平，防止主考官利用职权之便徇私舞弊，非但公卷制度被下令废除，朝廷还出台或重启了一些其他防作弊手段，如糊名、誊录、别头试与锁院制度。
糊名之法，始于武周，但主要用在吏部中。直到淳化三年（992年），宋太宗才将糊名制度用于殿试之中；又过7年，糊名制度被推广到省试中；到了景德四年（1007年），省试中还出现了专门负责糊名的弥封官。
上图_ 赵光义（939年－997年），即宋太宗
尽管如此，一些考生仍能通过在试卷上做“记号”，来暗示自己的身份，于是誊录制度也应运而生。所有考卷呈交以后，由专人统一抄写，从而极大减少了考生因字迹或“记号”而被认出来的可能。
据《宋史·苏轼列传》记载：“嘉祐二年，试礼部。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，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，得轼《刑赏忠厚论》，惊喜，欲擢冠多士，犹疑其客曾巩所为，但置第二。”
苏轼当年参加会试（即礼部试），因为文章写得太好，被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写；欧阳修为免落他人口实，遂将苏轼列为第二名。由此可见，当时推行的糊名誊录之法，还是颇具成效的。
上图_ 欧阳修（1007年－1072年）
除此之外，如果考生与主考官有亲缘关系，当时还会为其准备专门的考试，称之为“别头试”。而且，如现在的高考一般，在开考前的一段时间内，主考官（亦如现在的高考卷出题老师）会被隔绝在院内，不与外界进行文字往来，以尽量避免试题外泄或其他舞弊行为。
自此，宋代科举考试“专以试卷定高下”，从而保证了科举考试的相对公平。还需要补充的是：虽然进京赶考花费颇多，但对宋代的寒门子弟来说，这个问题却不难解决。
一者，官方有时会给予一定“补贴”。朝廷曾发放过“公券”，考生凭此到官方指定驿站，可享受免费食宿。
二者，宗族“义庄”兴起，用以资助族人的求学或嫁娶。
三者，此前已发表的《苏辙嫁女“倾家荡产”，宋朝的嫁妆为何如此昂贵》中所云，一些富贵之家会提前“预订”寒门才子，用钱财资助他们的求学、赶考。
上图_ 宋朝的文人出行的架势
综上所述，寒门子弟在宋朝入仕，要远比唐朝更加容易，只要有真才实学，就不怕没有机会步入仕宦之路。难怪，宋朝会被称为读书人的“天堂”。
参考资料：
〔1〕《宋史》《资治通鉴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
〔2〕李贵 《两宋时期何以“寒门多出贵子”》
〔3〕杜骞、赛力克布力 《论唐代行卷的社会风尚》
〔4〕杨亿力 《宋初进士行卷与文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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